《媒体》：学术打{假不}(能只)靠“孤勇者”

一个退了学的博士“耿同学”，把中国学术界捅了个窟窿。

4 月的一次举报，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被免职、降级，第一作者被解聘；紧接着南开、中山、上海大学纷纷成立调查组，启动调查程序。

5 月 17 日，“耿同学”再次出手，4 所高校，5 个“杰青”，涉嫌学术造假。这次他“手下留情”，给了个自查机会，“拒不整改，再行举报！”

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，直播间人数瞬间从几千飙升至十万以上。次日，相关话题登上多个社交平台热搜榜。

“杰青”指的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，设立于 1994 年，是中国支持基础研究人才最重要的项目之一。获得者通常不超过 45 岁，资助额度数百万元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被视为院士的“预备队”。

在学术界，“杰青”头衔意味着资源、地位、话语权。一个“杰青”名头的背后，牵扯着庞大利益圈层与资源博弈，“耿同学”要面对的压力可想而知。

在“耿同学”之前，学术打假主要依靠两条路径：一是期刊和学术机构的自查；二是职业打假人的运作。“耿同学”开辟了一条新路径：体系内身份 + 社交媒体曝光 + 实名举报。但悖论在于，它既证明了这条路径的有效性，也暴露了这条路径的不可持续性。

“耿同学”在第一次举报后，导师以“研究方向调整”为由，要求他更换课题；学院暂停了他的科研资助；同门师兄师姐纷纷与他保持距离，担心“被连累”。

“耿同学”的故事，是一个关于勇气、代价和制度困境的故事。他手里的 4 所高校、5 个“杰青”素材，无论最终是否公开，都已经完成了它的部分使命 —— 提醒学术界，造假的风险不仅来自期刊撤稿，还可能来自身边人的注视；提醒公众，学术光环背后，可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阴影；提醒制度设计者，“孤勇者”的涌现，恰恰说明常规机制已经失灵。

“耿同学”在直播的最后，被问到“未来有什么打算”。他说，想先把博士读完。如果还有精力，继续做学术诚信方面的事。

希望有一天，学术打假不再需要“耿同学”，而是有一个正常的渠道，让每个人都能安全地表达质疑，让每一起举报都能得到公正的处理。

这个愿望，朴素而遥远。但正是因为遥远，才更值得追寻。